我从事航空业已经 75 年了。我安排、指导和参与了各种飞机的设计工作。我为祖国的飞机空气动力学、飞机设计和航空工业的发展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党和人民给予了我许多崇高的荣誉。这个荣誉应该属于那些为中国航空事业默默奉献、努力奋斗的人们。 1935年，我和母亲、哥哥随父亲顾廷龙从苏州来到北平，住在蒋家胡同三院的哥哥顾颉刚家里。顾颉刚是当时在燕京大学任教的著名历史学家。父亲帮助他做了一些工作，包括筹备愚公社和出版《愚公》，以及收录《尚书文汇编》等。 蒋家胡同里的小孩顾松芬（左）和他的弟弟 1937年，事件爆发7月7日，7月28日，日军轰炸中国军营，轰炸机飞过我家上空。营地离我家不远，爆炸产生的火光和浓烟似乎很近。我家的窗玻璃被冲击波震碎了。目睹这一切后，当我只有7岁的时候，我就产生了一个梦想：将来，我要设计一架飞机来保卫我母亲的领空。 两年后，父亲受邀参与筹建上海私立河中图书馆。我们一家人来到上海，搬到了图书馆筹备处，后来又搬到了长乐路新建的和松图书馆。我一直住在那里直到大学毕业。在联合图书馆的图书和出版物中，我最感兴趣的是《三角学》、《几何学》等清末民初翻译出版的书籍以及科学杂志。我的图书馆经历帮助我发展了生活养成热爱阅读、善用材料的习惯。 我父亲原本希望我继承他的事业，并试图让我从事传统文化工作。他给了我《纲建一志录》之类的史书看，还借了一些清代翰林抄写的工笔诗词让我抄写。然而我写得不好，这些历史书我也看不懂。相反，我更喜欢科学和工程。让我父亲放开我。但父亲却偏偏在寒暑假期间强迫我每天早上写一篇楷书、一篇小楷，这样我就不会离中国文化太远。 我在上海长大，一开始是靠书本生活的。读书开阔了我的视野。二是依靠同学激励我，向他们学习，给我更多的活动空间。第三是运用动手能力，学习如何使用某些工具，知道如何建造飞机。 当我还是我的时候上小学时，我上初中的哥哥带着他在学校制作的滑翔机模型回家。我对在天空中飞行的模型飞机非常着迷，最终我开始和我的兄弟一起制作它们。当我10岁的时候，叔叔送给我一架模型飞机作为生日礼物。爸爸见我喜欢，就用当时几乎买一袋米的钱给我买了一架客舱航模。从此，我开始了从玩航模到致力于飞行的成长之路。 古松芬小学时最喜欢的玩具 当时，我从上海凯明书店送给父亲的一本书中，读到了一位对我一生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的传记。这是飞机设计师雅科夫列夫写的《一个飞机设计师的故事》。在这本书中，雅科夫列夫讲述了他从孩童时期对工程技术的兴趣到后来建造滑翔机，再到设计和建造下一代航空母舰的历程。并最终成长为著名的飞机设计师。雅科夫列夫的作品启发了我。后来这本书我看了很多遍。 20世纪80年代，我在沉阳飞机设计院任总设计师时，向刚入院的大学生推荐了这本书，希望更多有志青年成为雅科夫列夫那样的优秀飞机设计师。 1947年，我高中毕业，考入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交通大学，都是航空工程专业。最终我选择了上海交通大学。 1939年，我弟弟不幸英年早逝，全家人都很悲伤。我是家里唯一的儿子，妈妈不希望我离开上海。 顾松芬（前排左三）与交通大学航空系学生合影 大学毕业后，学校原本希望我留在校园担任助教。然而，由于新中国航空工业的起步，我的上级决定，当年航空系的毕业生全部分配到中央新组建的航空工业系统。当天我就到北京报到。妈妈不愿意我走，爸爸却支持我走。我被分配到航空工业局（四局）。在四局北京办办完登记手续后，我就去了沉阳。从那时起，我已经工作了几十年。作为家里的独生子，我离家多年，我为没有尽孝心而感到愧疚。 1956年，中国航空工业史上第一个专业飞机设计机构——沉阳飞机设计所成立。我担任空气动力组组长，参与了我的第一架喷气式亚音速飞机JJ-1飞机的设计和开发。我有责任用于空气动力学设计。此前，中国制造的飞机都是从苏联进口，并在苏联专家指导下按照苏联图纸仿制的，无权进行任何设计变更。我和航空业的前辈们都认为，照搬不自己设计，就意味着我们的生命掌握在别人手中，我们没有主动性。我们必须设计自己的中国飞机。 我们在学校都是学螺旋桨飞机的，设计室和国内航空局的前辈们都没有喷气式飞机设计的经验。我只能通过各种渠道收集技术资料、书刊、研究报告，买描图纸、三角板、曲线板，把相关图纸都描出来，把重要的信息都记在脑子里，然后结合实际选题去思考、分析、计算。 经过努力，确定气动参数的任务JJ-1终于完成了。 JJ-1飞机从1956年10月设计到1958年7月首飞成功，只用了一年零九个月的时间，其速度在发达国家也是罕见的。虽然这款飞机没有装备部队，但是这款飞机的设计和生产锻炼了中国自己的飞机设计团队，积累了宝贵的飞机设计经验。 JJ-1驶入装配厂 1961年，国防部第六研究所第一研究所（简称“601所”）在沉阳成立。我是气动室的工程师，接到的任务是参加米格-米格，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新型喷气式战斗机之一。 21、深入开展工作。 1964年，随着工作的继续，上级认为经过模仿和深入了解后，可以将重点转移到设计本身。 J-8飞机的研制甘。 歼8飞机设计时，我是601所副总设计师、技术室成员，负责气动布局。飞机设计是一个反复迭代和逐次逼近的过程。在开发设计工作中，需要通用、空气动力学、强度、动力等各方面的密切配合和大量协调，才能满足设计要求。 “双发动机”、“机头进气”等主要问题明确后，详细设计开始前进行方案审查和木制样机审查。 1965年底，歼8零式批量试验机的生产准备工作开始。 1968年6月至7月，完成了歼8飞机01型和02型的总装。1969年7月5日，歼8飞机首飞，从而结束了中国无法研制高空高速战斗机的历史。 顾松芬在控制系统实验室 菲第一次飞行成功了，大家当然都很高兴。但我知道，这只是飞机研制飞行测试的开始。接下来，还有一系列问题需要轻松解决。事实上，歼8在起飞后不久就遭遇了强烈的跨音速抖振。据飞行员介绍，它像一辆旧公共汽车一样振动，很难想象空中的危险情况。 1972年开始，我担任歼8飞机总设计师的重要职务。 1978年，我被任命为601研究所总设计师、副所长。这段时间，歼8的研制、试飞和定型一直是我工作的重中之重。我担心悬而未决的问题太多，很难通过最终的审核，所以我决定更加努力，全面解决聊天等问题。 当不具备地面试验条件时，需要进行试飞来解决抖振问题问题。每当我想到一个新招式，却行不通，然后再尝试另一个招式，还想尝试时，我总觉得有点害怕。我要求人们冒着生命危险。飞行员陆明东似乎看出了我的担忧。他坦诚地告诉我：“生死问题一直是试飞员无法解决的问题，不用担心我，只要能消除振动，我都愿意做。”这样的话让我看到了路明东崇高的思想境界，他也成为我学习的榜样。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群愿意牺牲自己来保卫母亲的人，我们的航空事业才能在困难中继续前进。 顾松芬（后座）和卢明东准备离开 当实验和论证都无法得出结论时，我建议到天空去观察。我乘坐陆明东驾驶的歼6飞机在天空中飞行，在空中跟随和跟随歼8飞机他空气。 为了做好准备，如有必要，需要进行体检。检查结果显示，我的营养状况还可以，还需要再吃一个月的空勤早。当时我没敢告诉我男朋友江泽飞。为了不引起他的怀疑，我照常在家里吃饭，晚上不敢去空勤灶吃饭。 我们把红色的毛线放在飞机上，观察对空气中气流的干扰。从远处看，飞机仿佛穿着一条红色的裙子。飞下来检查后发现，后机身最大宽度后多处毛线破损，说明这里是气流分离严重的区域。所以在这个区域加装了整流罩。再次飞行后，飞行员非常满意，振动问题基本解决。歼8批次的最终作品以及后来的歼8II的a批，都在机身后尾段加装了整流罩，尾锥也被切除。 在1979年底，歼8日间飞机设计定型会议召开。会议结束后，大家聚集在食堂共进晚餐。我平时不喝酒，但那天，我喝醉了。 1985年7月，歼8全天候设计定型，经历了21个春暖秋寒。 1985年，歼8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我还主导了歼8II的设计工作，并于2000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1986年，我到北京在航空科学技术委员会工作。我的工作重点转向科技产业发展战略研究。参与多项泛领先国家项目的决策，为飞行装备系统建设提供意见和建议，并在多个研制项目中担任技术顾问、专家组组长或成员。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不离开航空业。关注航空事业的发展是我晚年的一大乐趣。电视直播了国产大飞机C919的首飞。突然，大飞机升了起来。这并不容易！ 古松芬与战机在一起 我国老一辈科技专家出生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受过帝国主义的压迫。因此，他们都有着学习科技、复兴中华的强烈愿望。他们都热爱祖国，衷心希望祖国强大。他们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今天，年轻一代已成为航空强国建设的重要力量。我想告诉年轻人，要心怀祖国，始终把国家放在第一位，努力奋斗，为我国国防和航空工业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对于科技人员来说，要坚持业务学习，发扬持续改进的精神。今天，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如果不学习，就无法避免局势的变化。只有勤奋学习、学习别人的长处，才能在前人的基础上创造新的业绩、攀上新的高度。 （徐瑞哲编译） 来源：人民日报文艺，原文发表于《人民日报》（2025年11月26日第20页），作者：顾松芬，原标题《设计你自己的汽车》